理论用于检验实践的一个痛楚在于它很可能被现实情况部分或彻底的推翻。我们对现实的考证总是既爱又恨。一方面，它帮助我们验证辛苦探索出的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它对理论的摧毁也让我们心痛不已。就像爱迪生为了发明灯泡所做的1000 多次实验一样，每一次当我们对现实进行大量而严谨的考证，都像是面对实验台一样紧张而又惴惴不安。但是越来越多的现实告诉我们，经济学的分析越来越不能在一种制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了，西方经济学家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供给——需求曲线的研究上，但是当我们中国引进了这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却不应该做同样的工作。东西方彼此的制度、文化差异太大了，而这些差异中的“社会结构、权利关系及其变动”会影响到收入，从而对需求产生影响。知识也有本土化的过程。我深刻的意识到在国际交往中，慎重地从自己的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个角度出发是多么的重要。立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实证分析的基础。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更加愿意接受普雷维什的其他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