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还的社会思想中，将现代性当作可欲的价值目标来追求，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或理论可称之为最宽泛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将现代性作为经验性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或研究则形成对现代性的诊断以及由诊断而来的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反思乃至批判、质疑。之所以说是“最宽泛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是因为此处所指的不仅是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也不仅是包括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在内的广义现代化理论，还包括启蒙思想所内含的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作为自觉的“规划”或“方案”在18世纪首次进入启蒙思想家的聚焦点。“就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自身而言，这种规划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使摆脱匮乏、愿望和自然灾害肆虐的自由有了指望。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1换言之，包含在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方案代表的是以对人类自身理性力量的信仰为核心、以对历史之全面的、必然的“进步”的坚定信念为基础的一种价值理想，寄托着对于自由、平等、富裕、幸福的未来社会的希望和憧憬，在此意义上，它是近代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系统的“现代化理论”。但是，这个寄托着启蒙人士对于未来社会之希望与憧憬的现代性方案在借助文化的（理性）、经济的（市场资本主义）、政治的（革命）等手段来展开实现自身的过程中，却经历了一系列自我否定的辨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