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把讨论范围限定在新时期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提出这一点关涉到怎么理解和界定中国社会学,它当然不能直接和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社会学史上的社会学,西方社会学有不同的流派和种类,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其实都植根于不同的社会时代中。较之西方sociology 这个概念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丰富和庞杂的内涵而言,中国新时期的“社会学”这三个字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由时代所塑造的,存身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我们只有把它放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和把握它。　　新时期以来,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是在学科积累已中断几十年的情况下开始的,是靠一两个人摸索着上路的。理论上的社会学始于对当时社会变革面临问题的探讨,比如乡村工业,建设小城镇。直接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给国家领导人“献计献策”,当时的社会学就是从这样的起点上走向了寻找表达之路,对社会学的官方接受是在这个时代契机下进行的,也是在这个前提下发挥出独特作用的。　　这是学科合法性来源的所在———这对于中国社会学在体制内生存下来是重要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在官方和学界得到了承认,既是策略也是权宜,既是接受也是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