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革命可能的社会后果引发了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中国的消费革命是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民主化”，还是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Davis（ed.）, 2000, 2005；Pun, 2003）？统计资料表明，消费在中国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依然体现为城乡、地区、阶级上的多重差异性，即城镇居民、发达地区、高收入阶层在消费的盛筵中享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和欢愉。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消费革命在保持多层面社会差异的情况下依然发展成为具有普遍社会动员力和参与性的社会运动。农民工，这一在各种社会分层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人群，也正在成为消费革命中积极的“行动者”(agent)，她(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同时，消费也令她（他）们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新生代”的变化（卢秉利、匡立波，2007；王春光，2001；许传新、许若兰，2007；严翅君，2007）。消费对于农民工社会身份的改变引发了我们对于农民工主体性的复杂性、多变性的关注。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工人“主体性”的研究主要是在生产领域、以“阶级”的概念来讨论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20世纪70年来以来，随着身份认同理论的空前发展，劳工研究领域（如劳动过程研究和劳工历史研究）开始突破单一的阶级分析视角，从性别、种族、族群、性取向、民族性等各个角度探寻工人的多元化主体性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