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和马可夫斯基在其《发现社会之旅》一书“社会系统的构建”中，主要提及的是帕雷托和帕森斯。作者在评述了帕雷托的社会学思想进而开始介绍帕森斯时，是以这样进行过渡和表述的：“从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沉郁的帕雷托转到1930年代哈佛大学的安静的大厅里，这可是一大跳跃。但我们论述的主题还保持着某些微弱的连续性”。1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证实了实证主义理论对于社会现实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就在帕雷托的思想中得到了证明，这位“智识的独立独行者与开拓者”2，这位愤世嫉俗的自由主义者从“情感”是社会的基本动力的假设3 出发，非常看重权力的运用与信仰的循环变迁对社会安排的影响。他总是倾向于认为，面对个人的非经验的、纯象征性的行事方式，理性的评价标准完全无济于事，这对于崇尚理性主义的西方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震荡，而塔尔科特·帕森斯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也在学术舞台上发动着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　　我们知道，帕森斯把自己描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4，他是美国社会学功能方法的杰出代表。人们注意到，他的早期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个人的单位行动，在这一点上，和马克斯·韦伯把个人行动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分析的重点相类似，但是他后期的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则转向了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这样，“随着帕森斯逐步地由社会行动理论向社会系统理论的转变，许多重要的新思想被补充进来了”。5可以认为，“模式变项”理论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