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乃至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各个理论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企图在文艺理论领域独领风骚。与诸多流派走马灯似的更迭相比，诞生了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更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精神分析学自崛起于20世纪初起，就从未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忽视， “精神分析也早已超过了弗洛伊德那纯粹的医疗含义，而成了一种渗入科学的每～ 领域和知识界每一王国的世界性运动”【 】。尽管精神分析学自问世以来， 各个领域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利用大相径庭，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毁誉各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几乎20世纪东西方的主要作家和批评家都对精神分析学表示出了自己的兴趣，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那么为什么精神分析学会在百年的文艺理论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在各种思潮流派竞相争斗的今天仍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对它情有独钟呢?可以说，除了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 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巨大声望和其他思潮对它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则是，精神分析学自身的不断发展、演变、自我修正、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这种“发展性”的批评使精神分析学在百年之后仍然成为作家和批评家的有力武器。本文仅就精神分析学内部的“发展性”批评作一述评。